9月初我從溫哥華北上去了機構另一Project Site 幫手，9月中住溫哥華的朋友們不若而同傳訊息來：

「你那邊有沒有受到濃煙影響？」
「？」「為何如此問？」
「美國大火的煙終於飄到黎，呢幾日空氣污染水平爆晒燈，能見度好差啊，呼吸都明顯受影響……」

身處北部小鎮的我, 幾天後都遇上能見度差了一點點的陰天日子，但感覺沒甚麼特別。
是習慣了香港的空氣污染水平？

(本系列文章背景請參照文末連結)

生命無常，人生也無常，2020年全球被肺炎疫情弄得一片混亂，有多少我們習以為常的事不再一樣？ 如果香港人冇得飛去旅行會想死，那麼要你8小時內決定帶走所有東西起飛，可以嗎？ 如果每年幾次(煩人的)家庭聚餐突然全部取消，會高興嗎？ 科技再發達，怎樣容易「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在今年用視像通訊至「screen fatigue」後，又是否真的能滿足心底的需要？

2020年過了8個月，我們的生活和職場都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透過市井查經及其他傾談,聆聽到有些工種變得非常忙碌及艱難；同時亦有些工種面臨失業危機甚至不幸地已經被裁。

我們都面對著工作上的「求生 Survival」， 能夠生存一天就一天已經好幸運 (這個我遲些再談) 。我想講今天談「召命」是不是已經變成一種信徒的奢侈品？

胡志偉牧師在Facebook分享了一篇由網站Patheos.com發佈，Gene Veith所寫的文章“The Lutheran Way of Resistance &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其中提到關於《馬德堡信條》(Magdeburg Confession)的內容，讓我們從這篇被遺忘了的信義宗改革運動文獻中得到啟迪，可以了解更多中層管理人員的職場召命，以及明白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指的「平庸之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