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與召命」:講者與執委後感/王偉德、Jane
2020年過了8個月,我們的生活和職場都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透過市井查經及其他傾談,聆聽到有些工種變得非常忙碌及艱難;同時亦有些工種面臨失業危機甚至不幸地已經被裁。
我們都面對著工作上的「求生 Survival」, 能夠生存一天就一天已經好幸運 (這個我遲些再談) 。我想講今天談「召命」是不是已經變成一種信徒的奢侈品?
仍然談召命就是不認命,我們由8月開始舉辦每月一次、一連六次的「Live Out the Calling 2020」職場使命工作坊,對於「召命」的詮釋, 相信可能聽過神學院老師 (包括我們很尊敬的楊E)或牧者有關的分享,而這個系列我和一班執委希望能夠一起想像職場活出使命可能。
感謝主,我負責首個工作坊「工作與召命」 順利完成。 與其停留在基督徒應否買六合彩開枱打麻雀之類的討論;今時今日我和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當晚我分享了一個故事由一幅網上圖片啟發,暫且叫「希特拉的毒氣室」,來自一位納粹集中營 倖存者 Dr. Hiam Ginott, 後來成為心理學家。 他憶述毒氣室是由一班專業的工程師設計及運作,兒童由一班醫生負責注射毒針,嬰孩由受過專業訓練的護士殺害,而負責開槍射殺猶太人的任務亦是由受專業訓練的人所執行。。。
這令我不禁去想,我們這班受過教育的信徒談「召命」,到底是甚麼的一回事?我們手所作的工,令這個社會變得更美好,或令這個城市變得更邪惡嗎?為自己或為別人都是一件好事嗎? 希特拉的毒氣室不得不令我們這些工作的信徒再一次反思,我們所信的核心價值 Values 帶給了我們甚麼,它驅使我們建築一個怎樣的世界?是「做好自己份工」? 1940年希特拉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如果發生在我們今天的處境,除了祈求上主救我們脫離兇惡,信徒群體還可有活出召命的想像嗎?
王偉德主任(GCF主任、職牧聯盟發起人)
在疫情下,GCF同工善用科技,舉行了Live Out the Calling 2020網上工作坊。講者和參加者們雖然未能面對面談話,仍然真誠地交流,探討如何在職場活出基督的樣式。感謝Walter (GCF主任)向大家分享自己昔日的經驗。昔日擁有令人羨慕的事業,可謂人生的贏家,以致忘記了工作的主。在2003年突然患上重病,才驚醒主在掌權,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從此,生命改寫。
職場上,面對大大小小的抉擇,我們容易陷入各種不義的漩渦,推動了惡,成為了惡的助力,傷害了人,冒犯了神。常說工作脫離了召命,就是我們忘記了自己的身份。我們要時常提醒自己,不單要多親近神,更要多向衪申說自己的罪過,求主憐憫,堅固自己的信念。我們不單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更要留意社會結構如何引致罪惡,自己不要成為助長惡的人。
筆者想起舞台劇《都是我的孩子》(香港戲劇協會, 2015)及電影《Dunkirk》 (2017)。《都是我的孩子》講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廠商Joe 涉嫌將一批有瑕疵的戰機零件汽油缸蓋售予軍方,導致21名空軍喪生,當中包括了他的兒子。《Dunkirk》電影戰機大戰有一幕,就是一名盟國空軍被擊中後,拉動緊急降落桿時,發現操控桿失靈,未能及時彈出機艙,於是連人帶機掉進海裡,幸得漁船拯救才得以生還。觀賞兩部作品的時間相差兩年,因同時觸及戰機零件的題材而令我印象深刻。美國廠商Joe在劇中為自己的罪行辯解,自己明知一個錯誤決定有機會引致機師死亡卻沒有把產品抽出,是因為逾時交貨引致違約會令他破產,因此他並無選擇的餘地。然而,軍事用品又怎能出錯? 為了自保而間接害死廿一個生命合理嗎? 值得被原諒嗎? 難道這班死者都不是別人的孩子?
戰爭離我們很遠,現實世界雖然未必有如此戲劇化的場面,但是我們做的每一個決定都影響他人的生命。我們的工作,就是屬靈的事奉,也是屬靈的爭戰。求主憐憫。
Jane(GCF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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