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權分立和公民社會的基礎，乃民主社會創建的一些重要條件。但這些因素能實現，乃因申命記中倡導對民主社會更為重要的理念，那就是法治精神。

中文所稱的「法治」，英文卻有兩組片語來表達；但rule by law或rule of law在英文中只差一個介詞，但意義卻十分不同。Rule by law乃是「依法而治」，但法律是誰和如何制定，制定的法律又是否合理、公平和適用，卻不在「依法而治」者的計算之內。但在民主社會中所講求的卻是rule of law，乃按「法律精神」來治理一個社會。憲法（Constitution）就是社會組成所依循的基本理念和法則。例如香港基本法的性質便等同一道憲法，就是香港政府，甚至北京中央，也必須依基本法辦事；若香港的某一條法律違反了基本法的原則和精神，這條法律便需要改寫。舉一個近來熱議的題目，就是所謂「網絡23條」的「版權（修定）條例草案」。其中修定的最大爭議點，就是條例的修定會否過份限制甚至損害了基本法第27條所賦予香港巿民的言論自由？簡單來說，「法治」（rule of law），就是政府、司法及立法機構都是依從法律的原則來治理社會，而法律的原則可以透過憲法的通過來確立。

這個法治的概念，最早可追遡到甚麼時候？舊約學者利文森（B. Levinson）就曾在法律期刊提出申命記所載內容正包含歷史上的「首份憲法」（The First Constitution）！[1] 利氏在他後來的文集中另一文章這樣寫道：「申命記將君主從屬於一道規限他的權力，而他又要向之負責的擁有最高權威的法律文本之下，就我所知在古代近東是無出其右的。就古典希臘對於君主的理念來說，也是同樣獨特的。」[2] 利氏從社會學家論法律的社會功能出發，了解到申命記的法規並非為服務家國機器而有，而是作為一理想的觀點，去為現存的社會制度和秩序作出價值判斷。在「依法而治」（rule by law）的社會中，法律是為當權者服務，是當權者為確立他所認為「好」的社會秩序而加以使用；但申命記所顯示的法治精神（rule of law），表明任何權力制度，甚至帝王本身，都沒有內在的價值，而是要透過上主的律法去分辨他／它是好是壞、是對是錯。從這個角度出發，申命記便是名符其實的上主與子民立約的「憲法」。

基督徒常提到的「行公義、好憐憫」，其內容是甚麼呢？不就是申命記內律法所顯示的立法精神嗎？若然如此，究竟在歷史上，申命記是如何落實？這我們在下次討論中再詳談。但就著申命記作為「法治精神」的倡導文本，容我引用利文的結語來再說明多一次：「申命記所草擬的憲法，代表著一種理想形態：它同時是一套啟發我們用慎思明辨的方法分析社會現實的工具，也是一套闡明社會核心價值的系統。然而，這一道律法文獻的古代作者在確立這個（法治的）理論模式的重要性，比現代的社會學家走得更前。申命記中具遠見的法律學者所堅持的，就是社會制度若要能長遠持久，它必須化身成為這樣的一種理想形態：『公正！你要追求公正，好使你存活，承受耶和華──你上帝賜你的地』（申16:20）。」[3]

註

[1] Bernard M. Levinson, “The First Constitution: 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Rule of Law and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Light of Deuteronomy,” Cardozo Law Review, Vol. 27:4 (2006), 1853-1888.

[2] Bernard M. Levinson, “The Right Chorale”: Studies in Biblical Law and Interpretation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8), 84.

[3] Bernard M. Levinson, “The Right Chorale”,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