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自《成人＠召命1957-2007》畢基50周年金禧紀念特刊）

孔慶明醫生（孔醫）曾經是70年代的GCF Exco，後來更在87-92年成為FES總幹事。92年前的GCF，是一個沒有專職同工的年代，GCF要運作，靠的只是一群畢業生。他說：「進入畢業生的階段，就像出了公海，畢業生階段不同於中學或大專時代有FES同工照顧。事實上，沒有人有能力幫，也沒有人知道可以怎樣幫，於是只有靠自己。」

孔醫說，當年搞GCF的人，嚴格來說，不是一群GCF Exco，而是一群GCF「班底」。那些離開大學不久的畢業生，為了回應畢業生牧養上的需要，發起了第一屆的冬令會，目的是凝聚大家，一方面讓主內肢體團契一番，另方面也藉此討論如何面對工作世界的各種挑戰。他又說：「那時在FES長大的畢業生最愛搞活動，『百足咁多爪』，他們會開小組、辦活動，但都是自發的。在GCF的參與上，只要出席一、兩次已相當不錯了。所以當年的GCF辦的活動並不多。」

在活動不多的日子裡，GCF較有焦點並具體參與的是關心新畢業生的事工，早期有OGO，之後有CYGO。在他的記憶中，OGO是由華福會發起的，目的是為了關心海外留學生回港後的適應，當年不少的GCFers因為認同當中的意義而參與其中，事工後來就吸引了一群海外畢業生參與FES及GCF的活動，甚至成為GCF Exco。後來，因為本地和海外畢業生的特性不同，FES及GCF便發展出CYGO，照顧本地畢業生的需要。至於他，就因為入了中國神學研究院進修而淡出了。

到了87年，他再回來FES擔任總幹事。那時的GCF相當沉寂，一方面是年長一輩已經淡出；另方面，不少的畢業生都選擇了移民，沒有離開的人也繼續受去留問題所困擾。他說：「當時的人在insecurity（不安）下連自己的想法也搞不清，這情形在畢業了5-10年的一群人裡尤甚。」在此境況下，GCF開始去思考當下一刻的生存角色，也希望促成一些專業團契。

論到專業團契，他談到早期在CMDF（香港基督徒醫生及牙醫團契）的參與。當時他還是出道不久的畢業生，他和一群同輩，覺得作為一個專業團契，關心的不應該止於行內的崗位見証，而是需要同時關心社會的問題，於是他們就組織了一個義務診所，為九龍灣一個臨時安置區的居民提供醫療服務。這個事工吸引了不少醫生，此外還有護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社工等加入，他們看症只收藥費，此外一班義務工作者還會做家訪、佈道，後來更建立起一間教會。他形容這個診所是他當年的第三個家（第一個是血緣上的家，第二個是醫院），回想那陣子的滿足感實在難忘。

我們又問到不同的專業團契在他做總幹事時的情況，他說：「他們的情況各有不同，值得留意的是有些人會在專業團契的組織下搞活動，但有些就愛以獨立在團契以外的身分做事，所以很難概括出各個專業團契的活躍程度。但因為人脈關係，FES就和其中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都連上關係，例如：社工關心很多社會議題，FES又關心，於是就一起參與了。」在此，他指出FES或GCF和一般組織的不同，他說：「若以一個組織的角度去看，是無法涵蓋FES的工作，但FES在學生心中放下的種子（例如：對社會的責任）就很重要。我們不是要看事工的多少、同工是哪一位，而是要看一個movement（運動）。像我這些在FES裡長大的人，在年少時被播下種子，長大了，便想做點事。這才是FES最美的地方。」在這個思路下，孔醫指出了畢業生運動是學生工作和學生運動的延續，生命影響生命，不是人與人的關係那麼簡單，反之，它是信念的傳遞，只有將信念和對社會的關懷傳遞到受眾中，福音運動才能夠一代又一代地承傳下去。

最後，他勉勵作同工的，要在受眾年少時種下一個sense of vocation（召命的觀念），甚至是一個宣教觀念，讓他們長大後，考慮的不僅僅只關心個人的事業發展，而會想到自己可以為神、為教會、為社會做些事情，亦考慮到如何在崗位中以宣教角度生活，這才會產生屬於畢業生自己的畢業生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