薯——市井小薯，初入社會，缺乏歷練；餅——老餅也，但此餅只是人生閱歷較豐富，思想卻一點也不老套；二言堂——意即兩位跨代畢業生就特定題目進行對談交流。今期［薯餅二言堂］有在機電工程顧問公司任職的薯仔武文鋒(Matthew)，及金融業老餅吳澤偉(David)，討論金融霸權、資本主義、強積金等問題對信仰的挑戰。

Dear David,

基於我倆份屬畢基現屆執委與顧問的關係，較早前有幸與你同枱吃飯，記得那時在吃著蝦餃燒賣間各人有著良好互動。即便才第一次見面，彷彿已一見如故，在談及許多政經民生以至基督信仰等議題時，我毫不掩飾當中對你所陳述的種種有感共鳴，我亦驚訝自己竟在相對多陌生人飯局裡頭會如此「搶疆」發言，敢於引述有關自己當下的處境與看法，可想而知那份共鳴感有多強烈。

我尤其欣賞你作為一個基金經理，能夠如此坦白道出香港社會存在著金融霸權，例如強積金制度裡高昂的手續費，實行足足十一年後始知當中如何不合理。

另外，金融霸權與地產霸權密不可分，據我了解頂頭那幾間大發展商往往能夠獲銀行批出超低利率的大量現金貸款，以用作投地及物業發展等，其他規模較小發展商以至一般中小企業只能借得利率明顯較高而金額又少的貸款作投資，不難想像銀行團體考慮到在大環境加息時便能從市民供款處得著豐厚利潤回報。在金融與地產兩股勢力結合下出現壟斷而單一的經濟發展模式，再加上現時行之無效的房屋政策，更加劇貧富懸殊，作為基督徒以至教會群體可有責任對此作出反省及回應？我們可否影響政府在其中所扮演角色？

我所接觸的真實個案中就有一對新婚不到一年夫婦被迫租住劏房，要知道他們兩人都在社會裡工作十年以上，雖非從事專業工種（一人為酒店餐飲部會計，另一人為獵頭公司文員），但兩人近年不間斷地有工作，總算收入穩定，在衡量自身承受能力下，婚禮固然已省去多種破費的繁文縟節，婚後只能選擇劏房才讓我感受最深。如若健康理財是需要以蝸居劏房來達成的話，我認為這是社會整體病態，不僅N無人士被邊緣化，就連收入穩定的在職青年也被邊緣化。試問畢業生在面對基本的居住問題上該何去何從?

至於我的工作，數年來主要於外資機電工程顧問公司任職，從事冷氣通風專業約七年，08年回流香港後主要參與過幾項大型商場及酒店項目，客戶不外乎那幾大發展商。我發現大多在財雄勢大發展商工作的人背後大多以經濟效益大於一切為其意識形態，每每工程設計與經濟效益出現矛盾之際，讓步屈就的總是工程設計，即使變成substandard（不合規格設計）也在所不惜，所謂工程顧問實際上地位低微，說穿了不過是為配合發展商利益最大化而工作的棋子。從規劃角度來看，大型商場愈開愈多，可是店舖都一式一樣，只不過從一個倒模至另一個，賣的貨品與價格大家都知道不是以一般市民作為對象。老實說，這樣的工作令我感到好像是資本主義的幫凶，花多年時間與努力練就的一身專業技能本應用作貢獻社會使之進步，現實卻淪為剝削弱者的工具，心中不時會有種罪惡感。當然，總會有人認為我是想得太多，甚或偏激，我也不否認發展商推動大型商場項目可以即時帶來一定數目的就業機會，而事實我也是受惠的一群。但長遠計，隨著這類倒模商場蔓延至各區，實而不華的店舖只會買少見少，地產霸權勢將更全面主宰港人消費模式，最終受害的還是普羅大眾。跟你說這些，我並無意要自命清高，站在道德高地作出批判，反之，我是對這種結構性罪惡感到無力抵抗，在英國工作時還好，回流後在大公司工作早已放下尊嚴，作為局中人實在不知要如何自處。

席間聽到你說 critical minority 這一概念，你提到社會上只要有5% 人能成為 critical minority，就有足夠變革社會的力量。我希望自己是因此而有以上種種掙扎，而不是出於走火入魔。到底 critical minority 其實是否會有教會常說先知的特質？老實說我無勇氣也不想當這時代的先知，過去以色列的先知由於說話不忠聽而被視作醜人去厭惡，亦多數沒有好下場，誰會願意作這種人？

期待你的回覆。

Matthew

（下集：http://www.gcf.org.hk/?p=1578#more-1578）